公元1014年，将星陨落。
杨延昭，民间传说中的杨六郎，在河北高阳关的任上病逝，享年57岁。
史书记载，他出殡那天，皇帝派宦官亲来料理后事，河北的百姓，「远望棺柩，为之流涕者，络绎于路」。
一个将领的死，为何能引得一方百姓如此悲恸？
在正史的寥寥2500字里，杨家将的故事，只有三代人。
第一代，杨业，杨老令公。原是北汉名将，号称「杨无敌」。归宋后，镇守雁门关，屡立战功。雍熙北伐，他兵败被俘，绝食三日而死。他死后，《辽史》中，好几位大将的传记里都得意地记上一笔：「俘虏杨业，这里面可有我哈！」——能俘虏杨业，是值得夸耀一生的功劳。
第二代，杨延昭，杨六郎。早年随父守边，后调往河北，亲历了澶渊之盟前后的所有血战与博弈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在宋辽对峙的最前线。
第三代，杨文广，杨延昭之子。名将之后，一生都在西北、西南的战场上度过，但已无祖辈那般耀眼的战功。
这就是正史中的杨家将。除了杨六郎「泼水成冰」守遂城的故事确有记载，其余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情节——金沙滩血战、李陵碑碰死、穆桂英挂帅、十二寡妇征西——几乎全是后世的艺术创作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民间传说，会对这区区2500字的正史，进行如此天马行空的魔改？为什么那些虚构的人物和故事，其生命力，甚至远远超过了真实的历史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潜入一个我们已经有些陌生的世界——口语文化。
在文字尚未普及的时代，人类的记忆和传承，依靠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。我们惊叹于藏族的《格萨尔王传》长达百万行，蒙古族的《江格尔》动辄几十万行，一个目不识丁的吟游诗人，如何能记下如此浩瀚的史诗？
答案，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「编织」。
口头史诗，充满了大量的「预制件」——固定的套话、程式化的场景、反复出现的主题。说书人就像一个熟练的工匠，用这些预制件，现场「编织」出变化万千的故事。
刘兰芳先生的评书《杨家将》里，描摹穆桂英出场的那段「贯口」，就是典型的「预制件」。
「宗保一看眼前女将：全身披挂，脑后插着雉鸡翎，凤凰裙双遮马面，牛皮靴牢踏在镫，只长得桃花粉面、眉清目秀、齿白唇红，眼神炯炯中透出杀气，胯下桃红战马，马脖子上挂着十三个银铃，“哗㘄㘄”直响，清脆动听，手中一口绣绒大刀，刀上拴着红缨，飞鱼袋盛镇天弓，走兽壶装穿云箭；斜挎百宝囊，不知还装有何物。」
掌握了这样的套路，再说任何一位女将，都能张口就来。单田芳先生的父辈，很多都是不识字的评书名家，他们能说上几十部大书，靠的就是这套隐秘的技术。
更深层的原因是，口语文化时代的人，拥有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记忆力。
李清照和赵明诚「赌书消得泼茶香」的典故，看似闺房之乐，实则是那个时代文人恐怖记忆力的体现——随口说出某件事在哪本书、第几卷、第几页、第几行。
我们今天，连几十个电话号码都记不住。但我们不能因此，就去怀疑古人的潜能。霍布斯鲍姆在《革命的年代》里写道，工业革命前那些骨瘦如柴的法国士兵，可以全副武装，每天负重行军50公里，连续一周。这种体能，对我们来说，同样是神话。
但，口语文化不仅仅是记忆力的比拼。它与文字文化，有着根本不同的世界观。
它的核心，是「附近」。
一个口语文化中的人，他的一生，都活在「附近」。他的世界，由他认识的人和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构成。他所有的表达，都是为了取悦眼前的听众。一个说书先生，他不在乎自己讲的是不是符合几百年前的「史实」，他在乎的，是今天书场里的「座儿」，是听众的喝彩，是明天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来捧场。
所以，杨四郎还是杨八郎娶了辽国公主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今天的故事，要足够精彩。
而文字文化，它的核心，是「远方」。
一旦有了文字，就有了「定本」，有了「标准答案」。我们从小学习汉字，就被告知，字形、笔顺、读音，都有一个远方的权威在规定。阿房宫，你念「fáng」，就有人告诉你，字典里规定了，要念「páng」。
文字，让我们得以和远方的人连接，用远方的标准，来校准我们自己。我们的世界，被确定性牢牢地锚定了。
口语文化的世界，是流动的，是混沌的，是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无比模糊的。
一个孩子，可以一本正经地和你玩「假装」的游戏。你若戳穿他，他不会觉得受骗，只会觉得困惑：你们大人，为什么非要把真实和虚构分开？
这就是口语文化的本质：它不是为了记录事实，而是一场在场者共享的、不断生长的游戏。
晚清的说书人何云飞，讲「石秀跳楼」，能让石秀的一条腿在窗外悬上五天，只为等一个出远门的客人回来。听众们不会觉得他是在「注水」，反而会为参与了这样一段「佳话」而津津乐道。
京剧名角谭富英在天津唱《四郎探母》，「叫小番」的调门死活上不去。天津的票友们，把票价炒到三块三一方，就是要听你这一次的「失误」。他们花钱买的，不是一次完美的演出，而是一个传奇故事的「见证权」。
口语文化，为人类蓬勃的创造力，留下了即兴发挥的空间。
而文字文化，在带来确定性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某种僵化。
王阳明晚年讲学，不许弟子记录，他说：「我给你们讲课，有点像医生用药，那都是因病施治啊。」一旦写成文字，成了定本，就可能变成误人误己的教条。但最终，《传习录》还是诞生了。这是文字的胜利，或许也是活泼思想的某种悲哀。
杨家将的故事，就在这两种文化中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。
一种，是正史里轮廓模糊的忠臣良将。
另一种，是口语传说中，有血有肉、快意恩仇的智勇英雄。
我们今天，活在一个被文字和电子媒介彻底定义的时代。但我们不能忘记，那些口语文化中的先民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在「附近」的世界里，创造着属于他们的英雄，然后把英雄当做镜子，在里面，看见自己的样子。
那跳跃在篝火旁的史诗，那回荡在茶馆里的惊堂木，
同样是文明的火种，同样值得我们致敬。